李英强

第一，对以“诈骗罪”来定罪家庭教会奉献和传道人的神学意见 1，财物奉献是天国子民的特权和义务 当一个基督徒向教会奉献十分之一或作其他感恩的、特殊的奉献时，乃是向上帝的国度表达真实的委身，乃是向天国的君王表达真实的忠心和投靠，奉献是上帝与信徒之间爱与顺服之关系的呈现。基督徒奉献的对象是上帝，奉献是天国子民的特权和义务。 教会作为天国在末世的现实存在，受托管理上帝国中的“国有财产”。教会收取十一奉献，是圣经清楚的吩咐（申14：22-29，玛3:8-12，太23：23，林后8:1-5，林后9:6-15）。两千年来，全世界各地的教会，无论是哪一种国家制度之下，无论是哪一种文化之中，莫不如此行。 教会给予全职服侍教会的工人以薪酬或敬奉，让“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”，乃是侍奉上帝的仆人从上帝得着供应的主要的、具体的方式。这也是圣经所定规的（林前9：13-14）。虽然有一些传道人因着家业丰富或上帝有透过另外管道的供应，可以不从教会领薪，但是，两千年来，服侍主的工人，从教会得着个人和家庭的经济供应，这是大公教会的一般情形。 因此，中国家庭教会从信徒收取奉献，并供应传道人（工人）的经济所需，既是按照圣经所命令的而行，也是普世教会的通常情形。这是上帝至高的国度具体地彰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时，上帝的子民的生活样式之一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的奉献和教会对传道人的供应，是与基督教会的本质身份和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 2，当下的逼迫是对君王上帝的攻打 自2018年2月新的《宗教事务条例》实施以来，当局对家庭教会的这一轮逼迫越发清楚的呈现为“教会论”意义上的逼迫。当局所采取的各种措施，表面上的目的都是集中在迫使公开化的教会转入地下，规模化的教会被迫分散，建制化的教会转为松散，堂会化的教会转为小组，小组化的教会转回个人和家庭。 教会论意义上的逼迫，其真正的着力方向乃是集中在教产、教义、教制（其中包括圣职）层面，也都是为了限制教会行使天国君王所托付的基本使命：敬拜、门训和传福音。推行“基督教中国化”主要着眼教义层面，拆十架拆教堂、查封会堂主要着眼于教产层面。而近期频频发生的以“诈骗罪”来定罪教会收取奉献，以此抓捕传道人，则既是针对教产的“釜底抽薪”之计，又是直接针对圣职的“撒手锏”式的逼迫。 对于中国家庭教会而言，这也将是主炼净教会的大手笔，大批滥竽充数的传道人将被显出来，离开他们本不该占据的神圣的服侍职位